1948年，中央计划成立属于自己的轮船公司，起名华夏企业有限公司，隶属于华润公司，刘双恩受命负责挑选船员，包括各种技术人员。刘双恩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教书，在学校组织“读书研究会”发展学生党员，同时兼任我党在厦门的工委书记。周士栋（原名周清东，又名周士东）于1947年进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学习，194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此时，刘双恩回到学校，在学生中陆续组织了一批海员，其中包括周士栋、白文爽、黄国昌等人，先后抵达香港，同时，把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校长刘崇基，也请到了华润。周士栋成为了由刘双恩为船长的华夏公司第一艘轮船“东方号”船员，1951年，周士栋又被派往中波海运公司，在“哥德瓦尔德”轮上任三副，期间，周士栋参加了南京海员训练班的学习。

        1954年4月27日，“哥德瓦尔德”轮由波兰革但斯克港装货抵达广州黄埔港卸完货后，又装载43箱西药和由波兰带往华北港口的一箱机器，于5月9日上午离开了广州黄埔港。12日14时20分，当船航行到台湾东南海区，遭到台湾当局“太湖”号护航驱逐舰炮击拦截，最终，在台湾以南450海里的公海上，“哥德瓦尔德”轮被迫停车，国民党水兵强行登船。5月13日，“哥德瓦尔德”被劫持到台湾基隆港，船上中国大陆船员12人连同船舶一起被扣留，在遭受了审讯和逼供，最后被押送到火烧岛集中营。关押期间，周士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，毫不屈服，坚决抵制敌人的策反活动，揭露台湾当局妄图获取大陆军事、政治和经济情报的阴谋。在中共党员身份暴露后，义正辞严地驳斥台湾当局的宣传。他与“布拉卡”轮上的政委刘学勇，利用监狱放风的时机，逃出监狱，使用简陋的工具和材料编扎筏子，打算漂回祖国大陆，两次均因为海流原因未成功，在山洞里隐蔽20多天，被台湾警方发现包围。面对军警攻击，两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，周士栋被当场杀害，刘学勇负伤后，再次被捕，惨遭秘密杀害。

周世栋中波公司工作期间在东欧

        我在海员训练班第四期，找到了周士东的名字，从而，确认了他曾在海员训练班学习的经历。为了寻找周士栋的家人，我致电中波海运公司人力资源部，说明了学校70年校庆以及编写校史，需要查找周士东，或者，化名周士栋的相关信息，接电话的周小姐答应帮我查找，很快，周小姐便找到了周士栋的人事档案，周小姐告诉我，在周士栋人事档案中只有50年代填写的表格，表格中的地址是福建安溪龙门乡。我问她是否有周士栋上海的地址？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后，周小姐又热心地帮我在公司文书档案中寻找线索，很快，她找到了一份由民政部发的《关于追认周士栋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》，通知福建省民政厅将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发给周士栋的哥哥周全东，地址是安溪县龙门山头村。周小姐继续帮我查找，又在文书档案中找到了周士栋母亲和妹妹住在厦门的地址。我向周小姐表示感谢后，开始按照周小姐提供的信息与福建省民政厅联系。

        我拨通了福建省民政厅的电话，接电话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，在了解了我要找周士栋烈士家人的情况后告诉我，与烈士相关的事务都是由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，他建议我向他们咨询，我将电话打给了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，工作人员让我转拨负责处理烈士工作的熊处长的办公室电话，我又拨打了熊处长的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对方正是熊处长，我自报家门，并介绍了查找周士栋家人的目的和意图，请求他们协助查找，熊处长在系统里查过后告诉我，有周士栋烈士这个人，但系统里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，他让我留下联系方式，他会仔细查找后联系我。我向他表示感谢，也就挂断了电话。

        熊处长是一位办事认真负责而且非常热心的人，我后来知道，他在系统里又仔细查找了一遍，一无所获后，他便与周士栋家乡安溪县联系，辗转多个部门，打听到了周士栋妹妹的联系方式。还有中波海运公司的周小姐，热心帮我在档案和浩渺的旧文书中翻找，为我提供准确的信息。而这一路寻访过来，像熊处长、周小姐这样热心负责的人，我遇到了很多很多，他们不图名利，为我提供无私的帮助，令我感动之余，也更坚定了我沿着寻访之路继续走下去的信念。

        才过了一天，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熊处长便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找到了周士栋妹妹周丽华。周丽华已是80多岁的高龄老人，为办事妥当，熊处长先与周丽华女儿联系过，转告了我的相关情况，之后，熊处长告诉了我周丽华女儿白桂萍的手机号码，建议我先与白桂萍联系。

        我谢过了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熊处长后，便拨打了白桂萍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白桂萍，我告诉她，周士栋曾在海员训练班第四期学习过，我们正在编写校史，需要了解周士栋牺牲前的经历以及牺牲之后他的家人情况。电话里，白桂萍一直称周士栋为舅舅，她告诉我，她母亲曾提起过舅舅周士栋，母亲与舅舅相差12岁，那时候，周丽华才13岁左右，她母亲回忆解放前夕，因为党员的身份暴露，周士栋提前毕业，跟随校长刘崇基一起去了香港。舅舅牺牲的时候，白桂苹还没出生，很多有关舅舅的事情都是她母亲陆陆续续讲给她听的。我问白桂萍她母亲身体怎样？她回答我很好的，母亲的记忆很清晰，许多过去的事情还能记起。方便直接和她电话访谈吗？可以的。在得到了周丽华女儿白桂萍首肯后，于是，我和白桂萍约定了第二天下午，与她母亲直接通话。我和白桂萍互加了微信，白桂萍很快给我发来了民政部签发的《关于追认周士栋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》的民优函［1990］210号文。

        第二天下午，我如约与周士栋妹妹周丽华老人进行了电话访谈。我向她打听周士栋子女的情况，周丽华老人告诉我，周士栋随“哥德瓦尔德”轮一起被劫持到台湾的时候已经27岁，在当时，应该是很大的岁数了。家里人都很着急，为他在家乡介绍过一个。周丽华老人那时还很小，只是听她母亲说过，中波海运公司搬迁到上海，周士栋经组织介绍，在上海曾有一个女朋友，本来计划结婚的，当时他的一个同事临时有事，周士栋便替代那位同事上了“哥德瓦尔德”轮，于是，婚期也改在了这一航次回来之后，可是，就是这一航次，“哥德瓦尔德”轮被劫持了。周士栋是家里的独子，父母知道了消息后，都很悲伤，母亲想念周士栋，整日整夜地哭泣，时间长了，哭瞎了一只眼睛。一家人想方设法，用了很多种渠道也打听不到周士栋的消息，周丽华的父亲63岁就去世了，父亲临走之前，嘱咐周丽华，要把母亲带在身边。由于，与唯一的儿子周士栋失去了联系，母亲一直与周丽华一起生活，直到1987年去世，也没有得到周士栋的确切消息。周士栋被劫持到台湾后，中波海运公司每月给周士栋父母寄来生活费，直到他的父母相继去世。1990年，中波海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来到厦门，找到周丽华，告诉了周士栋牺牲的消息，同时，交给她交通部、民政部追认周士栋为革命烈士的文件，1991年春节过后，中波海运公司给周士栋家人送来了抚恤金。

        如今，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周丽华也已进入垂暮之年。在和周士栋妹妹周丽华老人的交谈中，我分明能感受到老人内心依然没有抹去的伤痛，有时，我似乎能听到话筒那边短暂的抽泣声，我赶紧中断访谈，询问白桂萍：老人的情况怎样？没关系的。一家人的豁达让我感动，我不太忍心让业已尘封的往事，再次刺痛老人，与周丽华老人简单交谈后，我便请白桂萍，给我发几张周士栋牺牲前的老照片，白桂萍告诉我，周士栋长期在外奔波，家里只珍藏了一张。随后，白桂萍将唯一的那张照片发给了我，另外，发了几张网上下载的周士栋的老照片。

        结束了访谈，我与周丽华、白桂萍道谢，便挂断了电话，至此，在中波海运公司 “布拉卡”、“哥德瓦尔德”两艘轮船被劫持事件中三位牺牲人员，除了政委刘学勇外，另外姚淼周、周士栋两名船员的家人已经找到，而这两名牺牲的船员，一名参加了香港招商局起义，一名参与了黎明前的红色企业—华润集团香港华夏轮船公司的创建，他们都经历了南京海员训练班的学习和锤炼，都为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……